安提阿

【福爾摩沙—樟腦之島】ASIA雜誌1933年5月號的報導

ASIA雜誌是美國在1920和1930年代頗為知名的雜誌，專門報導亞洲的風土民情，以促進旅遊與商業為目的，這篇報導是該雜誌於1934年1月開始轉型改為討論國際事務以及當代亞洲文化和文學前夕刊登的，作者W. E. Priestley在遠東經商多年，認為福爾摩沙(標題和內文都以福爾摩沙稱呼台灣)有三個吸引他之處—美麗的風景、著名的樟腦、以及和漢融合的美食搭配溫泉，不過，重點還是他想介紹的樟腦，因為他自認是美國的樟腦權威，當之無愧。

作者提到台灣被割讓前，中國人已經大量開發樟腦產業，但效率不彰，日治時代，突破了隘勇線(aiyu-sen)，成功進入原住民區域開採，並運用窄軌台車運送樟腦，建立政府專賣制度，終使福爾摩沙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樟腦生產地。

不過開採樟腦仍不輕鬆，當時有些原住民仍有獵人頭習慣，不久前還發生過霧社事件，日本兵用通電的鐵絲網防衛，但原住民還是會從底下挖洞，或驅趕山羊破壞電鐵絲網，一不小心項上頭顱就會變成原住民的裝飾品，加上山區多雨，對日本兵而言，是件苦差事。作者說有次他在樟腦寮過夜，日本人派兵警戒，結果兩個人都緊張兮兮，整夜保持清醒，此外有人警告他有百步蛇出沒，更是步步驚魂。

他提到砍伐樟腦，須領有執照，作業時空氣瀰漫樟腦香味，每當樟腦樹被砍倒，就會有人在旁邊種三棵樹苗，令他對美國人伐林只會破壞而慚愧不已。而倒下的樟木會被剁成碎片，就近送到簡易工寮用鍋爐蒸煮，成品再透過台車送到台北精煉。樟腦原木也可以製作驅蟲的箱子，但有些不肖商人用松木製作，再塗上樟腦油蒙騙香港遊客。

依內文描述，作者Frederick G. Vosburgh(曾任國家地理學會副主席，2005年過世，享年100歲)偕攝影師Joe Baylor Roberts(以擅長航空攝影出名)來台應該是1949年8月，天氣非常炎熱之時，他的友人告訴他，這時候來台灣整天都是濕的，早上浸在汗水裡，下午則被陣雨打濕；攝影師因而領悟為什麼台灣郵票不塗背膠，因為太炎熱和潮濕，郵票會黏在一起。所以本文標題用「熱點」兩字，是因為台灣的熱，並非局勢上的焦點，不過也可能是一語相關。

文章主要描述他在台北、桃園角板山、礁溪、蘇澳、蘇花公路、花蓮、東線火車、台東、屏東、高雄、台南的旅行，只有文章開頭提起當時的局勢，國民黨軍隊大量撤退來台，人口比當年4月統計的7,026,883人激增甚多，總人數已超過澳洲，讓他聯想起「沉重的救生艇」，由於局勢緊張，警察防匪諜及228事件以來的對立，從香港進口的英文報紙被禁，但報僮會高價偷賣。

當時的公務員只上班到下午一點(驚！)，且層層官僚體制效率不佳，以至於作者申請採訪原住民花了不少時間，因此有不少時間留在台北，觀察到通貨膨脹、物價高昂，例如攝影師想買測光表，要價800萬舊台幣折合新台幣200元，美金40 美元；一件美軍的卡其色襯衫，售價將近6美元。由於物資匱乏，旅館自來水壓力不足，二樓以上無法供水；台北市公車不多，民眾主要靠步行或腳踏車、三輪車行動，少見的凱迪拉克、水星、別克、克萊斯勒名車大都是高官從大陸帶過來的，以至於當局已將日本人的右駕規定改為左駕。

當時在台灣工作的美國人約209人，主要為領事、新聞服務和經濟合作等官員，少部分商人和傳教士，作者提到戰後基督教吸引了不少人，有些是在南洋被俘後，受到很好的待遇，而感念在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也訪問了馬偕醫生的兒子偕叡廉博士，博士告訴他原住民藉觀察鳥的動向判斷吉凶的習俗，而且是他父親(馬偕醫生)留傳給他的。

獲准可以採訪原住民後，他搭人力台車前往角板山，有個路段是一位15歲女孩推車，推載有5個壯漢的台車，竟聽不到氣喘聲。不過他對台車印象不佳，橋梁老舊，搖搖晃晃，會車時必須將台車抬離軌道，下坡剎車尤其危險，很容易翻車，他問車伕危不危險，傷亡多不多，獲告不是很多，但車伕總是最先知道要跳車，所以大部分的傷亡是乘客，讓他更覺不安。

前面提到荷蘭人之所以佔領台灣，是因為當時中國官方立場(不管地方或中央)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而且主動幫助荷蘭人到台灣尋找港口，並表示對荷蘭人佔領台灣毫無異議。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成功有理由說台灣是他父親的嗎？
依據《臺灣府志》，鄭成功托人向荷蘭人說：「此地乃我先人故物，今所有珍寶金銀聽汝載回，但留空城還我，可以罷兵」。這段話成了中國學者喜歡引用的一句話之一，用來證明台灣自古屬於中國。
而依照《熱蘭遮城日誌》紀錄鄭成功給荷蘭人的信則是這樣說的：「以前，當荷蘭人搭船來謀通商交易時，在此地任何地方都沒有半塊土地，那時我的父親一官出於友誼，指這塊地給他們，但只借用而已。…因此，您們若及早向我低頭，用商討的方式把您們的城堡交給我，我不但會使您們這些議員地位高升，所有婦女兒童也都得保全生命，還會允許您們保有所有的物品，也將允許按照自己的意願，居住在此地我的轄區裏」。(引用自《梅氏日記》，江樹生譯註)
荷蘭人提出在1630年和鄭芝龍簽訂過一個契約來反駁，那是在荷蘭人幫助鄭芝龍打敗李魁奇的叛變後，鄭芝龍承諾終生允許荷蘭人「在漳州灣及大員享受通商，他去世後，他的繼任者也要繼續遵守這個原則」。當荷蘭人指出這個契約時，鄭成功表示毫無所悉(引自《巴達維亞城日誌》1661年12月21日與《梅氏日記》)。其實荷蘭人提出的契約只提到永久承諾荷蘭人的通商權益，並沒有提到任何土地問題，荷蘭人想用這個契約說明他們和鄭芝龍的親密關係，並沒觸及鄭成功的主要訴求。
這裡是這段歷史中最令人疑惑的地方。依據荷蘭人史料，當荷蘭人與明朝在澎湖談判，及後來進佔台灣時，鄭芝龍只是李旦派出來擔任翻譯的一名通事，鄭芝龍那時年方廿九歲，荷方艦隊司令官萊爾森(Cornelis Rijersz，或譯爲雷約茲)在1624年2月20日發給東印度公司總督德本卡特的信中說：「我們接納了來自日本的一名通事，雖然給予優厚待遇，但目前對我們沒有什麼用處」。後來擔任第二任台灣長官的德韋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那時也在澎湖，他則曾在信中提到：「經過雷約茲司令的批准，我們每天都期望能夠在這裡集中二、三十艘中國帆船，通事一官(鄭芝龍的別名)被派往北方去截擊與俘獲一些船隻」。該年九月荷蘭人撤到台灣，鄭芝龍也隨荷蘭人到台灣，在那之前，他從未踏足過台灣，並隨即於次年(1625年)4月間離職，開始擴充他亦商亦盜的集團，這在背景下，他有可能擁有權力指著從未踏足過的土地，說可以借給荷蘭人嗎？

1602年，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卻始終無法打開與中國貿易的大門，因而對中國地方政府不聞不問的態度心生不滿，乃決定在中國沿海佔領據點，並以侵擾的方式吸引明朝朝廷的注意，因此在1622年6月24日攻擊澳門未果之後，於7月10日入侵澎湖，依據荷蘭駐東印度總督定期提報的《東印度事物報告》(參閱《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程紹剛譯注，聯經出版，2000) 的記載，從那時開始，到1624年8月荷蘭人自澎湖撤軍到臺灣為止，為解決貿易及撤軍問題，中荷雙方約有九次接觸，中方主要談判人是福建巡撫，先後有商周祚與南居益，荷方則為艦隊司令官萊爾森(Cornelis Rijersz，楊彥傑譯為雷約茲) 與宋克(Martinus Sonck)及駐巴達維亞總督庫恩(Jan Pietersz. Coen)、卡爾本傑(Pieter de Carpentier楊彥傑譯為卡本特)。
在這幾次談判當中，荷蘭人開始的要求是開放貿易(互市)，並請中國禁止商船和荷蘭的敵對國貿易，後來應中方的要求，答應退出澎湖，選擇合適港口互市。
中國則一開始拒絕互市，並要求荷人退出澎湖，後來見僵持不下，巡撫商周祚建議由中方派領航員協助荷蘭人到行政管轄權以外的地區---臺灣去尋找合適的貿易港互市，探勘期間荷蘭人可以在澎湖等候，並答應禁止中國商船與荷蘭敵對國貿易。但繼任者南居益一度拒絕承認商周祚所達成的協定，態度頗為強硬，不過後來除了不限制商船活動外，大致仍以維持原訂協定告終。
依據程紹剛譯注的《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在這談判過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方建議荷蘭人到非中國行政管轄的地區互市，並主動派領航員幫荷蘭人探勘這個非中國管轄的地方，而這個地方赫然就是臺灣，中方還多次告訴荷蘭人臺灣適合互市，因為臺灣並不是中國領土，因而在撤出澎湖前一年，荷蘭人早已在臺灣建築城堡，等候中國商船來互市。
依據商周祚對朝廷的報告：「諭令速離彭湖，揚帆歸國。如彼必以候信為辭，亦須退出海外別港以候；但不系我汛守之地，聽其擇便拋泊。」（《明熹宗實錄》天啓三年）與荷蘭人的記載有別的是，他告訴朝廷他只許荷蘭人到汛守以外之地候信，楊彥傑解釋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商周祚的「羈縻之術」。但不管如何，這段話明白顯示臺灣並非「汛守之地」，與他說服荷蘭人去臺灣的理由是一致的。而這也是他有把握將荷蘭人引至臺灣，合乎當時明朝不准對外開放港埠的政策，不至於獲罪的原因。

鄭成功來台之前，向眾將官宣布他是「欲闢不服之區(指臺灣)，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茍延安樂」，卻又寫信向荷蘭人恐嚇說台灣是他父親借給荷蘭人的，他要來索取他父親的土地，他有資格這麼說嗎？
荷蘭人當然要否認的，而當他們派員要和鄭成功談判這件事的時候，鄭成功卻又避而不談，只一味問荷蘭人準備什麼時候投降(《梅氏日記》P.46)。其實從荷蘭人取得台灣的經過來看，中國人只能來「搶奪」，而不是來「收復」。以下讓我們以官方的層面來探討荷蘭人取得台灣的經過，再來評斷鄭成功有沒有資格這麼說。
在這方面，台灣學者大部分都能體認台灣當時並未劃入中國版圖，所以都能心平氣和探討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對必須跟隨政府說「台灣自古屬中國」的中國學者而言，就漏洞百出，前後矛盾。例如中國福建社會科學院楊彥傑所撰《荷據時代臺灣史》（原於1990年在大陸出版，2000年十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以正體字出版），以臺灣在當時已經是中國領土為前提，解釋中國會「允許」荷蘭人佔領臺灣的原因是「福建地方官員與荷蘭人的私下協定，並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所以荷蘭人佔據臺灣是『非法的』」(pp.32-42)，這個說法最常被中國學者引用，但矛盾之處太多了：
(一)假如臺灣當時已經是中國領土，為什麼歷代都沒有派兵在臺灣駐紮，到了明朝還成為中國和日本的走私者與海盜的天堂？
(二)假如臺灣當時已經是中國領土，豈是地方官員可以「私下協定」來處置的？

前面兩篇已經可清楚交代東寧國是國家的性質，但是，中國和台灣許多學者都主張東寧國是鄭經才開始的，似乎不忍糟蹋鄭成功的民族英雄地位，其實，鄭成功早已經有獨立的念頭。前面提到鄭成功已經有「開國立家」、「建都承天府」、「立萬世不拔基業」的想法，有人或許會認為光憑這樣一段話斷定鄭成功有獨立之思想太武斷了一點，何況鄭成功死前還念念不忘明朝先王，再怎麼說，都還算是「海外孤忠」。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問題，在於文獻資料裏多次提到鄭成功將台灣比作「海外扶餘」(取「隋朝末年虯髯客(張仲堅)助李靖扶佐李世民建立唐帝國，自己卻遠走海外，另於扶餘獨立建國，不受中國統治」的意思)。
先看看鄭成功取台的背景，那時候，鄭成功連年爭戰，尤其在北伐長江失敗後，僅餘金、廈二地，土地狹小，糧食不足，清軍又隨時可能進攻，處於極度緊張戒備狀態中。 在這情況下，鄭成功也許曾經想起父親鄭芝龍的囑咐，《海國聞見錄》之「東南洋記」提到：「鄭芝龍昔鯨鯢海上，娶倭婦翁氏，生成功；隨帶數十倭奴聚泊臺灣。視海外荒島不足以有為，仍寇江、浙、閩、粵；因囑其子曰：『倘不可為，臺灣有如虯髯之安』。及鄭成功寇鎮江敗歸，阻守金、廈，始謀取臺灣。會荷蘭之通事何斌逋夷負；釣鹿耳門，知港路深淺，說成功聯檣並進。」這段紀錄提到鄭芝龍囑咐鄭成功萬一無法在中國大陸立足，可以效法虯髯客，避居海外荒島。以一個海寇的立場想，建立狡兔三窟的想法應該不足為奇，鄭成功應該早已經受到啟發。
就在這時候，明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1660年)，在台灣擔任通事，為荷蘭人翻譯的何斌前來遊說鄭成功攻取台灣，他說：「台灣沃野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也，可以雄其國，……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僅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依據《澎湖廳志/卷十一 舊事/紀兵》的紀錄，何斌接著「獻全臺地圖，請為鄉導．成功閱其圖歎曰：『此亦海外扶餘也』，乃率舟師取臺」。從這裡可以看出何斌以「雄其國」、「與中國抗衡」來向鄭成功遊說，而這是鄭成功第一次說出海上扶餘的紀錄、當時處於兵馬倥傯，心力交瘁的鄭成功，這時產生獨立建國，暫時遠離戰爭念頭的可能性是極高的。
鄭成功征台的決定遭到許多將領的反對，主要的理由是認為遠師攻台，未必能獲勝；其次是台灣尚處蠻荒方闢。而且，還有許多人擔心到台灣後，要打回中國，恢復明朝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因此鄭成功雖然一再公開安撫部將說只是「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茍延安樂」，可是私底下，極可能還是和他信得過的將領討論建立「海外扶餘」的事情。

近幾年來，「東寧國」的歷史逐漸為大眾所接受，其勢已不可擋，但一些台灣的學者則主張東寧國是中華帝國體制下的分封王國，因此特意稱為「延平王朝」；而一些中國的學者則力主東寧國的性質只能算是「封藩」，均否認東寧國是獨立國家。
輔大歷史教授尹章義所撰《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一書，曾提起「延平王國」的稱號，不過，尹教授後來在《延平王國的性質及其在國史上的地位》(《歷史月刊》2002年6月號)解釋這個「延平王國」的性質是「奉大明正朔」的，所以是「中華帝國體制下的分封王國」。
中國的鄧孔昭教授則曾撰寫＜子虛烏有的「延平王國」--論台灣國民中學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對鄭氏政權的杜撰＞，則認為所謂的「延平王國」只是「封藩」的性質。
但是《台灣外紀》及《台灣通史》都曾提到康熙八年(1669年)，刑部尚書明珠奉命招撫鄭經，但鄭經要求依據「朝鮮事例」不薙髮、不登岸，因此明珠除了寫信以外，還派遣使者天顏到台灣勸說：「貴藩遁跡荒居，非可與外國之賓臣者比」。不願將東寧國比照朝鮮國，但是鄭經回答：「朝鮮亦箕子之後，士各有志，未可相強」，大有「同是漢人，箕子可以建國，為什麼鄭氏就不可以」之意。此外，鄭經還寫信答覆：「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常勢，恃德者興，恃力者亡。曩者思明之役，不穀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會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這裡已經很清楚說明鄭經有「避秦」之意，所以在「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希望能免於戰禍。
因此，中國鄧教授主張的「封藩」(比藩屬低一層，如三藩)根本是強詞奪理。另外尹教授雖然贊成有這麼一個「王國」存在，但卻認為那只是中國交替政權的一個分支，是「分封王國」，而自創了「延平王國」的稱呼，怕被扯上分裂思想，其實也是強詞奪理。

小時候，歷史教科書教我們，鄭成功「收復」台灣，是民族英雄，中國那邊更不用說了，鄭成功的故事可是台灣史上的大人物。但是長大後，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找資料越來越方便，這時才看到許多清代的史料對鄭成功的評價都是說他開疆闢土，從沒有說他是「收復」台灣的，例如施琅於一六八三年克臺灣後，親自到「成功之廟」祭告說：「自同安侯入台，臺地始有居民，逮賜姓啓土，世爲嚴疆，莫可誰何」，稱讚鄭成功的開啓臺灣。一八七四年沈葆楨來台，獲准爲鄭成功賜諡建祠，從他的序言裡：「顧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向滄溟獨闢田橫之列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傳至子孫，納土內屬」，從這些文字裏，只看到讚賞鄭成功的「開闢」、「開墾」台灣的貢獻，絲毫看不出有「收復」這樣的意思。
事實上，清朝文獻裡，幾乎異口同聲都說台灣自古為化外之地，他們也清楚明白：「臺灣自古不屬中國」，直到康熙皇帝的時候，才正式納入中國版圖，難怪古人評價鄭成功對台灣的貢獻，向來也只繞著「開闢」二字，從沒有看到有哪位古人像中國共產黨現在這樣讚揚他「收復」台灣的。
就連鄭成功自己評價對征台的目的與貢獻，也一樣把重點放在「開闢」一事。他在澎湖揮軍來台前，由於反對的人很多，特別向將士說明征台原因：「恐孤島(指金門、廈門)之難居，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區(指臺灣)，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茍延安樂」。以說明他只想把台灣當作暫時養兵之地，並不想久留台灣，藉以解除懷疑他想放棄「反清復明」者的疑慮。但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說「欲闢不服之區」，而不是說要去「收復」台灣。
鄭成功取下臺灣以後，於1661年6月頒制墾殖辦法、諭令「東都明京，開國立家，可爲萬世不拔基業，本藩已手闢草昧，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家眷聿來胥宇」，說明他自認對於取得臺灣的功績是「開國立家、手闢草昧」，重點也在「開闢」，而不是後人送給他的「收復臺灣」。
或許有人還不服氣，說鄭成功是中國人，所以台灣屬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鄭成功時代。可是請注意這個「開國立家」四個字，雖然征台之前，他向官兵解釋目的在「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茍延安樂」，並不想久留台灣，但其實他內心已經有建立「海外扶餘」的憧憬(稍後我們會討論到這個問題)，開始有了「開國」的理念，因此稱台灣為「東都」，鄭經再改為「東寧」，也就有了後來的「東寧國」的稱號，尤其鄭經在答覆清朝的招降書裡，稱「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坵墟。是以不穀遠處海外，建國東寧，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貴國尚未忘情於我，以致沿海之人，流亡失所，心竊憾之。」更是以國與國相稱。

  大約去年這時候到韓國一遊，有一天在首爾教保大樓買完書出來，竟有一個人向我走來，開口就用中國話問我XXX怎麼走，我嚇了兩跳，一是到底有多少中國人在韓國？走在路上不時看到有人擺攤揭發中國大陸迫害法輪功，如果不是有許多中國人在此，他們抗議給誰看？一是這傢伙憑什麼認定我會說中國話？更何況我來自台灣，手上抱著剛買的韓文書，舉止多少有些不同吧？
  不管如何，中國人到韓國旅遊、打工的數字鐵定不少，有位基督教朋友曾告訴我，他們暑假到韓國短宣，我不懂他們不會韓國話如何傳福音，後來才知道他們短宣的對象是在韓國打工的中國人。不少韓國人認為韓戰時要不是中國人介入，韓國早已統一，而今弔詭的是，另一波的「人海戰術」正朝韓國湧來，此圖為證。轉載自【한국으로 몰려온 짱꼴라】

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派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周恩來於8月24日向聯合國安理會及秘書處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杜魯門回應強調美國行動是無所偏袒的中立化行動，並歡迎安理會研究臺灣問題。安理會在8月29日將中共控美案列入議程，並決議邀請中共代表參與臺灣問題的辯論，11月24日中共第一次派代表團參加聯合國大會，由當時中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伍修權率領9名代表團，花了十天經由莫斯科、布拉格、倫敦赴紐約參加聯合國安理會控告美國侵略臺灣及其他領土，但安理會最後以9比1否決此項控美案。

當時美國于韓戰北進受阻，中共代表團的出現特別引人注目，設於紐約長島成功湖(Lake Success)的聯合國的臨時總部，湧進大批媒體記者，《紐約時報雜誌》於11月26日以一名汗流浹背、打赤膊的台灣軍人持槍照片為封面，註明「On Chiang’s Formosa --- a Chinese Nationalist in Training」(在蔣的福爾摩沙島上，一名中國國府軍正在受訓)，並在第10、11頁刊登了7張照片，介紹正被中共代表團控告的「Formosan problem」(那時國際間還常稱臺灣為福爾摩沙)，實際上是由過去襤褸、疲憊、敗戰的國府軍隊控制(once ragged, weary and defeated Chinese Nationalist army)，現在已經被重新裝備、組織、訓練。以下就是這些照片：